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呢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2/09/03 10:01中证-中国证券报 扫描分享到好友或朋友圈

分享到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空间 分享到好友 分享到朋友圈 导读：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第2页: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3页: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未经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Alley

首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尾页本页阅读全文|收藏本文文章关键字吴敬琏 经济社会 矛盾 临界点吴敬琏:各地放缓投资城建 避免货币超发增阻力据中国报道称，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6日在北京呼吁各地放缓动辄万亿(人民币，下同)的大型投资计划及城市建设计划等，以避免因信用膨胀、货币超发等问题对整体改革带来阻滞。吴敬琏在当日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一个论坛时做出上述表示。他解释，改革的推出需要保持一个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协调状态。但如果出现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泡沫积聚等情形，则改革难度加大。他表示，目前改革的方向仍是推动由市场而非行政命令主导资源配置，这意味着需要放开价格。但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一旦放开价格，则可能导致一些产品价格猛涨，后果严重。吴敬琏指出，中国当前面临两大经济社会难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举步维艰；二是权力寻租、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而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启改革。他认为，当前的以大量投放资源拉动经济的粗放式增长不仅导致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同时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过强，而造成了寻租的体制环境。“若使用加强党政机关政治权力的方式来干预腐败只能加重问题，形成恶性循环。”针对此，吴敬琏表示，中共十八大最为关键的成果就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各种选择中明确了方向，把重启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吴敬琏看来，宣布推进改革的决心仅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而改什么和如何改的问题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他建言，改革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是确定改革目标；二是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总体计划；三是克服必然存在的阻在水解作用下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他建议可以从分析现实矛盾入手，分析其背后深藏的体制弊病，然后开出处方。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例，他认为，不能仅从再分配着眼，而应该从生产基础的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吴敬琏解释，由于投资在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占比较高，因而资本所有者(国家和大企业)收到的回报明显高于劳动收入的份额，从而引起不公平的生产基础，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正视的问题[详细] 23:21

吴敬琏呐喊：重启改革盲目保增长不可持续无需置疑，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而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中国早已不是一个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的孤岛，而是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强调说，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到底处在什么地位，跟国际金融体系融合的程度要消除哪些障碍，用些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能够得益，把冲击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我们今后很重要的任务。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而目前经济放缓，各地连忙腾挪，试图将失速的经济重新搬回高增长的列车，无奈刺激政策仍在大规模投资老路上兜兜转转。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上报的投资规划规模已有17万亿。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可长治久安，也正因如此，重启改革的观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重建金融体系尽管路径、机制不同，但国内外金融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却是殊途同归。在9月16日的国际金融论坛上，吴敬琏分析，这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但美国的情况相对乐观。从美国微观经济来看，复苏的过程正在加快，特别是由于美国的技术创新的活跃和其所谓的页岩气革命，可将能源成本降低并重组本国的能源供应，使得美国再现历次危机后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重现的迹象，但是在宏观经济方面，特别是财政状况和再一次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供应的状况，在其看似乐观的发展前景中添加了不确定性。但欧洲却没有那么幸运。危机仍在持续，远没有见底，欧元体系能否维持还无法确定。吴敬琏认为，目前更加深刻的问题，是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所造成的储蓄投资缺口、货币超发和流动性的泛滥。而美国的财政问题，尤其是最近又开动了印钞机，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了，才能使得新的金融体系比较健康地运转。“而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恰恰相反。”他分析说。我们是消费不足，靠投资来驱动增长，但却与西方金融体系最终结果很相似，只不过形成路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的储蓄减投资有大量的剩余，于是用了出口导向政策，用这部分剩余填补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的缺口，但是表现是一样的，同样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显而易见，我们与西方国家一样，同样需要重建金融体系，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不确定性，我国相对幸运些，因为改革的动能正在增大，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改革重启吴敬琏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银行系统与金融系统一一与国际接轨，机构的设置、市场的运营方式，都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改变，旧体系的许多东西在我们的金融体系里仍然有很陈旧的影响，如证券市场刚一建立，就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国家服务，把攫取型的体制叠加在市场体系上，造成了现在的种种问题。这种发展方式却支撑起了很高的增长率，但吴敬琏却认为，长期而言后果却是非常严重，因为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加上改革带来的所谓制度红利使得中国在前三十年的增长速度非常高，这种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认为如果保持老体制的某些优点，再加上市场经济的某些优点，就能够形成一个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也是世界最优的发展模式，这种影响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在金融体系上，最重要的扭曲跟证券市场是一样的，就是保证能够抽取更多资源来完成国家的目标，这种做法现在的影响仍然很强烈，但是各种弊端现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吴敬琏指出，怎么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很不同的思路，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经济出现了明显下行的时候就有两种很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经济中各种矛盾的暴露正好是过去的发展方式和旧体制的遗产所造成的，国家大量的干预，用国家用政府投资或者用国家银行的贷款来支撑增长速度，另外一种判断就说这是因为市场自发性造成的，现在对付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应用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动员各种资源大量投入。“最近我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所用的解决方法仍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吴敬琏分析说，去年主要的办法是引进央企，但口惠而实不至。今年的做法是许多省都自己作出了规划，目前各地报来的投资规划规模约有17万亿。若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往前走，钱从哪里来就是很大问题，金融体系又会被作为一个主要路径。他继续分析说，另外一方面，这套做法的消极后果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是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速铁路，另外一个样板是个别省的超高速增长。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用主要资源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的误配。而个别省级地区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而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竟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0%，显然不可持续。争论并非是坏事，也形成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继续改革的共识正在逐渐加强。他指出，“从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给十八大定调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他表示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十八大有了更高的期望，我们希望能够重写1992年、1993年的辉煌。”[详细] 09:36

吴敬琏：不宜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发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日举办“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而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是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创新提高效率。吴敬琏表示，近年来，出口导向政策的正面作用在消退，负面作用在积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不管是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要从依靠投资的旧增长模式转到依靠效率提高。当国内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普通技术水平时，企业依靠引进技术进行发展已行不通，需1、最大实验力：600kN；要进行创新。同时，国家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于证券市场的改革，他认为，由于国内证券上市实行审批制，造成寻租活动现象的出现，目前监管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症结需要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解决，噪音是大是小这一问题仍需要理性地讨论，稳妥地进行解决。”当前经济增速出现下滑，部分人士希望政府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发展。吴敬琏认为这一做法非常危险。“现在国内正是尝到了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他表示，货币超发会引发资产价格上涨，但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滞后性。宏观调控应该着眼长期性，把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还有很大空间，但降低利率可能性不大。”吴敬琏说。(周少杰)[详细] 09:07

吴敬琏：高铁是辉煌成绩还是2万亿债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吴敬琏在发言时表示，高铁是不是成绩？当然是。但是因为用了这样的方式，现在2万亿的债务怎么处理？以下是发言实录：吴敬琏：短期来看，从一年来看说得过去。但是从五年来看，我很担心。因为像同样的这两个目标，我们从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是同样的，做得比较好的是九五，因为那时候有大的改革举动。十五就倒回去了，十一五不够好。十二五倒是很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因为刚才我说的投入太多，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这是不可持续，而且埋下了很多的隐患。比如说高铁，高铁是不是成绩？当然是。但是因为用了这样的方式，现在2万亿的债务怎么处理？十二五规定的3500亿高铁投资，现在实际上做不到。所以去年已经降了。今年是肯定不能维持这样的水平，该工厂预计将于明年3月初正式运营已开工项目怎么办？[详细] 09:47

科技部徐冠华及经济学家吴敬琏调研山推(图)3月14日，国家科通常选用中等黏度的矿物油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详细]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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