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关于倭寇2【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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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汉奸

明朝另一股勾结倭寇的重要势力就是汉奸，王直、徐海、许栋、陈东、麻叶等就是明朝著名的汉奸。这些人各有各的势力，相互勾结，有时又相互火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勾结倭寇，认贼作父，剽劫中国沿海。

(1)汉奸王直小传

王直是生活在嘉靖年间的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王直究竟姓“王”还是姓“汪”，当时的史料记载较为混乱。根据胡宗宪幕僚郑若曾《筹海图编》记载，王直姓“王”而非“汪”。嘉靖《浙江通志》转录的田汝成《王直传》也称王直。而距离当时历史较近的《歙志?王直传》，不仅未称“王直”为“汪直”，而且更是把王直的故里也讲得十分清楚，即“王直，号五峰，结林人”。当时许多文献之所以把“王直”误称为“汪直”，大概有两层原因，一是“王”、 “汪”读音本来就难以分清；二是汪姓历来为徽州望姓，徽州素有“十姓九汪”之称。从以上诸种最权威的史料文献记载来看，王直显然不姓“汪”，而是姓 “王”。至于他的故里何在？万历《歙志》说得很清楚，即歙县结林人，“结林”在当地方言中和“柘林”发音基本一致。因此，王直确切故里应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结林人”。

关于王直的事迹，史料记录出入较大。据《歙志》记载，相传王直在出生时，其母汪氏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纷飞，草木皆为结冰。稍长后，王直闻听母亲讲述关于他降生时的异兆，独窃喜日：“天星入怀，非凡胎也；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显乎？”于是，少年不得志的王直渐渐产生了任侠之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 (万历《歙志?王直传》)，赢得了义气之辈的信任与拥戴。一时间，地方不安本分者如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结好。

期间，王直曾对这帮同伙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歙志?王直传》)计议一定，王直遂一不做，二不休，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辈于嘉靖十九年(

154年)趁明朝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之硝磺、丝绵等违禁物品，驶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进行贸易，牟取暴利。仅仅五六年间，王直即获得了巨额的资本，成为违禁贸易的暴发户。此外，王直还与许栋、许三兄弟“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倭变事略?附录》)。由于王直等在海外的非法贸易中讲究信誉，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与合作，被称为“五峰船主”。

由此可见，作为徽商群体中一位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此时王直的所作所为，尽管触犯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但它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诸国的经济交往与联系，这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王直并没有沿着这一道路继续走下去。相反，冒险进行的海上走私贸易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没有填平他日益膨胀的私欲，反而愈加滋长了其海盗行径和政治欲望。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直成为许栋的出纳，跟随许栋，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贸易。许栋也是歙县许村人，系经商在外的海商，是江浙地区海外贸易之首倡者，最初只限于同西洋等国商人贸易，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开始与日本进行走私贸易。不过，此时王直“止载货往日本，未尝引其人来也”(郑若曾：《筹海图编》卷8)。

由于走私贸易的日益猖獗和倭寇的大肆侵犯，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形势骤趋于紧张。为对付日渐猖獗的走私集团和倭寇势力，明世宗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任命南赣巡抚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和建宁等五府的海道防御事务。次年六月，屯聚于浙江*所双屿港的许栋集团被朱纨所歼灭。王直遂收拾起许栋残部，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筹海图编》卷8)。也就是从这一年起，王直开始由一位徽商中的走私商人转变为勾引倭寇武装劫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族败类，“许栋败没，(王)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卫。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东南之乱皆直致之也”(《筹海图编》卷8)。

此后，为增强自身的实力，与明王朝进行对抗，王直开始大规模地招集各种亡命之徒。杭州虎跑寺明山和尚徐海、日本萨摩岛主弟书记陈东和剽悍凶猛的无赖叶明 (又称叶麻、麻叶)等，都被王直招至麾下，作为首领。王直不仅招集国内亡命之徒，而且还斥巨资勾结日本真倭门多郎次郎、田助四郎等为之羽翼。嘉靖三十一年 (1552年)，王直吞并了广东海盗首领陈思盼。二月，王直传令倭寇突入定海关，移泊金塘之烈港。由于该处距定海水路程仅有数十里，以致远近“亡命之徒日益附之。由是，倭船遍海为患”(《筹海图编》卷5)。四月，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还与王直等勾结，率“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明世宗实录》卷384)。从此，王直等海盗集团已经彻底走向了勾引倭寇劫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财富和杀戮中国人民的道路。

正如王直被擒后三司集议时所云：“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倭变事略》)。王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日宋，自称日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田汝成：《王直传》)。至此，王直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祖国东南沿海地区倭患的魁首，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汉奸。因此，明王朝对王直及其倭寇的战争，完全是一场抗击倭寇入侵的正义战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为对付不断猖獗的倭寇，明朝廷议复设巡视重臣，并以都御史、山东巡抚王*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兴化、漳州、泉州等地方。不久，明朝复设巡抚，王*出任巡抚。由山东赴浙江后，王*迅速调兵遣将，任命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膂，征集云南、贵州等处狼兵、土兵及募温、台诸下邑桀黠少年，分隶诸将，布列濒海各镇堡，严督防御。次年闰三月二十八日，王直纠集福建漳州和广东海盗，并纠集各路倭夷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州、宁波、嘉兴、湖州，以及苏州、松江，北至淮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次日，王直等倭寇攻陷了浙江昌国卫(今浙江象山昌国乡政府驻地)，直到5日后，昌国卫才被俞大猷率军收复。四月，王直等倭寇自昌国卫溃退之后，又移舟而北，侵犯苏州和松江等地，大肆洗劫而去。

此后，以王直、徐海等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不仅对浙江、南直隶沿海疯狂进行侵犯，而且还对广东、福建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甚至内地肆行劫掠。王直拥有许多战舰，分别由他的党羽毛海峰、徐碧溪、徐海等人率领，并勾结倭寇门多郎次郎、田助四郎等剽劫沿海，到处焚烧房屋，掳掠妇女和财物，致使那些富有的村落市井都成了一片废墟。可以说，王直已经成为嘉靖时期侵略中国的倭寇的中坚和汉奸代表。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王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斩首于杭州，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王直之义子王*则在猖狂出洋后为飓风所覆。

(2)汉奸徐海小传

比王直晚出道的海寇头目是徐海。他是王直同伙徐惟学的侄子，年少时离乡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通称明山和尚。嘉靖三十年(1551年)，当听到叔父徐惟学与王直同倭人来烈港营商时，徐海便前往会见叔父，并在其劝诱下同去日本。徐惟学是王直的同乡，当时，作为另一位首领，占很重要的地位。徐海抵达日本不久，就作为徐惟学向大隅某领主借银数万两的抵押人质，被扣押在大隅。在此期间，日本的人们见徐海是中华僧人，信以为菩萨来接引，有许多人向其施舍。他就靠此收入修理大船，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吸引倭人到烈港进行走私贸易。但此时意外地发生了徐海同王直不和的事件。王直、徐惟学等以烈港为前进基地走私时，曾经作出奉浙江海道官的檄文，捉拿与之对立的海寇而同官方合作的姿态，但来自大陆的中国货船往来于烈港途中遭到掠劫，被密告此乃徐海等所为。这引起了王直的愤怒，此事后，双方不再共同行动。一时撤回日本的徐海等人，以大隅、萨摩为根据地，养精蓄锐之后又与倭人在1554～1556年期间，连年出没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大陆沿岸的柘林、乍浦为前进基地，频繁地袭击江苏、浙江的各州县和卫所。另一方面，王直也自徐海事件以来，被人怀疑为表面上经营交易，却又背地里进行抢劫。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舟山群岛、普陀山、烈港的基地遭到俞大猷、汤克宽等军官的突然袭击，王直好不容易脱险，逃回五岛、平户。此后，未见王直亲率船队大举出动。与王直共同行动的徐惟学也自其侄徐海一案后离开王直，寄身于岭南地区的海寇、潮州人林国显，出击潮州海上的南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受到官军追击，战死在海上。徐海得知后，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采取报复措施，纠合大隅的新五郎 (辛五郎)以及种子岛、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总计五六万人，船千余艘，大举入侵。但在中途遇暴风，有的漂流而死，有的返回本国，徐海率领大约2万余部众到达大陆。三月末，徐海在浙江乍浦登陆，与先入侵的陈东(据说在萨摩领主之弟的幕下担任书记)、叶麻(亦称叶明、麻叶)等会合，抢劫嘉兴等州县，但在四月以后的桐乡县城攻防战中，中了浙江总督胡宗宪巧妙的离间计，各头目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加深，终于被各个击破。七月三日叶麻被捕，十月四日陈东被捕，企图逃走的新五郎也在八月四日于金塘的海上被捉。接着，徐海也在平湖县沈家庄被擒。至此，曾经骚扰浙江、江苏地方的各方海寇被扫荡殆尽。

史书说徐海“狡诈”，性倔强。在浙江海面上，除王直外，徐海为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他力强势盛，特别是王直在日本期间，“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谷应泰：《沿海倭乱本末》)。

(3)汉奸许栋小传

许栋本来是一个罪犯，被禁于福建的监狱，后来与李光头等百余人越狱逃到海上。嘉靖二十二年(1544年)开始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沿海，成为活跃在海上的闽浙商业集团主要两支中的一支，另一支以闽人李光头为首。许栋的商业集团最初与葡萄牙合作，后来又有日本私商入伙。王直与许栋是同乡，便加入了他的商业集团。后来，许栋和李光头因从事海盗活动相继被明军剿灭后，王直迅速成为流民商业集团的首领，先率众北上屯居定海县偏北约50里的浙东屏障烈表山(又名烈港)，后又随一直赖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来华贡使寿光到日本躲避风头。

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 (梓) 四个兄弟，他们是徽州府歙县人。明代徽州府是一个商业资本汇聚之地，当时与晋商构成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对许氏兄弟下海通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是从福建破狱人海，勾引倭奴的。他说：“嘉靖十九年(

1540)，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人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 5)。而郑舜功《日本一鉴》则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赘于大宜满剌加，之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刺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虽然他们对许氏兄弟来舟山前的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许氏兄弟来双屿的时间是一致的。许氏兄弟到双屿后，与原在舟山活动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合为一伙。

嘉靖二十三年(1544)，许二又“载货往日本贸易”，翌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不久，许一被明政府捕获，许三丧亡，许氏海商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但明朝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为扩大海商集团的势力，“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从许氏兄弟下海贸易，“图偿货价而归”，从而扩大许氏海商集团的势力。嘉靖二十六年(

1547)，海盗商人林剪自彭亨“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与许二、许四合为一伙，使许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强。同时，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人海，推许二为师”(何乔远：《闽书》卷146，载《岛夷志》)。至此，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终于形成，成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贸易，又攻城略地，“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如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被抓获，用1200金才赎回，又如“谢文正公迁第宅也遭其一空”。他们的活动给明朝政府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为了消灭许氏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

1548)，浙江巡抚朱纨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三月，以都司卢镗率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海道副吏柯乔统领福清兵船泊漳州，专备海战，以遏南逸入闽广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后，四月，朱纨亲自带领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强攻许氏海商集团的根据地双屿港。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兄弟惨遭失败，同伙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载《浙江倭变记》)。许二及许四逃往西洋。虽然许氏海商集团被击溃了，但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资本更雄厚的王直、徐海海商贸易集团。

(4)汉奸陈东小传

陈东是逃入日本的华人，任萨摩岛主弟之书记，率倭寇劫掠沿海。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后献给胡宗宪。

五、倭寇的舰船、兵器和战术

1.倭寇舰船

倭寇侵犯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渡海的舰船。当时日本的经济还远不如中国，舰船也比中国落后多了。明初的时候，日本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跨海越洋的大海船。当时纵横于东亚海上的“双桅海船”基本上都是福建漳州船。日本最初的两艘朝贡船，是永乐皇帝无偿援助日本国王足利义满的礼物。当时倭寇只能造平底没有甲板的小船，与中国抗倭的舰船相比，倭寇的舰船主要有三点差距：

第一点差距，制造技术比较落后。倭寇的舰船是用大木锯成木方，连接而成的。连接时不用铁钉，只用铁片；不用麻筋、桐油弥缝，而是用草堵塞漏隙。费材、费工而且不坚固。因此，在海上倭寇的舰船远不能抵抗明朝大舰船的冲击。

第二点差距，载重量较小。倭寇的舰船最大的也只能容纳300人，中等的一两百人，小的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船只所带的淡水不多，平均每人只有400斤，一天只有几碗。因此，当倭寇到中国沿海的岛屿就要停泊，一是用来补充淡水，一是进行窥视虚实。

第三点差距，适航性较差。倭寇的船只能使顺风，不能使戗风。要是遇到戗风或者无风时，只能下帆荡橹。正因为如此，倭寇入侵中国，不能在多北风和西北风的冬季和多南风的夏季，而只能在3～5月(春汛)和9～10月(秋汛)两个季节里。这时，倭寇从萨摩(今日本九州南鹿儿岛县)和五岛(在今日本五岛列岛)开船，视风向而定：东北风猛则犯广东、福建；正东风则侵浙江、江苏；若南风则趋天津、辽东等地。

2.倭寇武器

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兴风作浪，且倭寇来自当时群雄割据、战乱不断的日本，主要是一些战场上下来的散兵游勇，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然而，正是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在危害最为猖獗的时候，在中国沿海地区长驱直入，如人无人之境，甚至曾以30人胜中国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倭寇是如何打败明朝正规军的呢？武器的特别，是他们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倭寇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其次是鸟铳。

倭寇的冷兵器主要有：弓长矢巨，近人而发，杀伤力较强；刀长刃利，惯练善用，威胁较大。这是长于中国军队武器之处，特别是它的刀较为有名，如上库刀，堪称上品，备前刀也较有名。倭寇人一般佩有三种刀：长刀(又称佩刀)、杂作小刀、解手刀。这种武器其接战范围大于中国式的单手刀，因此，在短兵相接的时候，使用单手刀的人总是还没来得及发挥出功力，几个回合下来就先丢了脑袋。直到的私人武装出现，倭寇才被平息。戚继光让自己招募的队伍使用一种长达数米的长矛，使倭寇的双手刀无法够着战士的脖子，有效地制约了倭刀的威力，长矛成为一种抗倭利器，倭寇最终被剿灭，此长矛功不可没!

3.倭寇战术

倭寇由于受日本不同诸侯(大名)的指使，主要在于剽劫，他们各自为战，分散流窜，股群十分多，缺乏统一指挥。一般来说，各股倭寇在海上聚伙窥视之后，选择地点登陆，往往焚毁船只，以示拼死劫掠的决心。

倭寇行军一队人马往往不超过30人，有的甚至二三人结成1队，队与队之间相距二三里。在队前有挥耀百脚旗，以最强悍的为前锋和后卫，中间强弱相杂，鱼贯而行。遇有情况以海螺为号，聚集相互救援。

倭寇的侦察都是用的依附于他们的明朝老百姓，也就是流民，因此明军对此难以识别，他们还用小恩小惠笼络附近的居民，因此能准确地知道明军的虚实。

在兵力部署上，倭寇往往采取“四分五裂”的战术，然后合拢包围明军。战斗开始时，往往采用假装攻击的办法。派一两人在阵前跳跃蹲伏，使明军乱放箭矢、火炮。等明军的箭矢、火炮用完之后，他们才开始真正的攻击。要么就是以逸待劳，等明军运动后，再实施进攻。进攻时，或实行怪术，以俘虏的妇女为先锋，使明军眼花目眩，然后双刀上晃下砍，击杀明军；要么摆列“蝴蝶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寇术》)，当人们仰望刀时，则从下砍来，猝不及防；或以玉帛金钱和妇女为诱饵，诱使明军陷入他们的包围圈。

倭寇善于设伏，要么在战斗激烈时，绕到明军背后，突然攻击，使明军惊溃；要么在退却时，在隐蔽的地方设伏，待明军过后，突然从背后攻击。

倭寇还善于以假示真，声东击西。想进攻，则装出收兵的样子；想逃跑，则装出要进攻的样子；要攻城，则装出要野营驻扎的样子；要从陆上逃走，则会夺取船只。或者是打扮成农民，逗留在田间；或装作道士，游荡于城镇；或连空船，张弱帘，引诱明军舰船追赶，空发炮矢等。

倭寇是一伙亡命徒，十分剽悍，加上他们习惯用刀矢和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在陆战中与软弱无能的明军相比明显占有优势。这是在抗倭战争前期明军十战九败的原因之一。但倭寇的舰船较小，不坚固，火器又少，在海战中则处于劣势。

六、倭寇侵扰目的

1.烧杀劫掠

对于日本来说，起初充当海寇的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后来，这些人发展成为倭寇。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劫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施只能激起日本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唯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虔台倭纂》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萧显攻上海， “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次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被轮奸。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

《倭变事略》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三日，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的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了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做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泄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嘉靖后期，倭寇不以劫掠为目的，而已有攻城略地、深入久居的企图。

纵览整个明代，不与倭寇来往的禁令一直很严，也由于倭寇的烧杀劫掠对明朝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当时老百姓相互争执时都责骂对方是倭贼，有的还拿倭贼来恫吓自己不听话的小儿女。

2.走私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明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10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而明朝到了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进行大肆走私。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官方取缔政策的加紧，走私贸易社会也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而演化成走私社会矛盾趋于表面化与尖锐化。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与金子老合踪；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许栋与李光头合踪；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直与许栋合踪。这样一方面使松散型的海商组织，扩大成集团性大组织；另一方面，使走私海商集团，与走私商品购销地的周边地方豪绅官家的勾结关系也更加深一层。结果由于矛盾的加激与利害冲突的表面化，终于演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海商结党夜袭余姚谢宅的凶杀案件。海道官方谎报倭寇入犯，震撼朝廷，朝廷才全权任命朱纨镇剿双屿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平定了双屿港。李光头等逃往诏安，许栋下落不明，王直当时可能不在双屿港，后来收拾许栋余部，接管许栋集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追剿逃往诏安的残党，在走马溪擒杀李光头等96人。当时严嵩掌权，在宠赂公行、官邪政乱的时局下，可能朱纨办事过于认真，结果反遭诬被捕下狱，因而含冤自杀。

3.扩大贸易

朱纨在整饬海防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也犯了一点认识上的错误。他当时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这点在当时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正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区分正常的海外贸易和勾结倭寇劫掠沿海的海盗行径，禁止一切私人贸易，打击面过宽，致使把要求正当贸易的商人也赶到了敌人的一边，扩大了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敌对势力都联合起来，采取各种办法对付他攻击他，最终导致了他的海防失败，甚至导致了自己死亡。这足以证明，倭寇中有一部分本来是想进行正当贸易的，但由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迫成为了倭寇。

不过，虽然中日两国在明朝基本上处于战争状态，勘合贸易也一再出现波折，但民间走私贸易以及僧侣的频繁往来，仍使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

七、倭寇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

1.政治影响

当上皇帝后，接受了的失败教训，反对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当然，这与他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有关，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做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但是他的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双方的友好因为倭寇的问题受到了影响。这一影响最直接地导致了明朝实施禁海政策。

由于完全的禁海政策，对明初的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少。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安全。

同时，由于倭寇的侵犯，也充分暴露了高官贵族的骄奢腐败。当政的将领们在抗敌时昏聩无能；面对外敌的巨大威胁和国内政治的昏暗，明廷却不知清明政治，仍然任用奸臣，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打击异己，使许多有胆有识之士报国无门。当时有名的江南诗人金大舆正直不阿对此深有感触，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忧愤，写下了有名的《托赠西门仲氏》：

而今海上风烟动，白骨如麻死者聚。

国贼早储递相催，羽檄飞符日转送。

见金不学鲁仲辞，哀时谁作贾生恸。

志士幽人空泪垂，经时离乱有余悲。

已嗟身世终难料，况复虚名何所为？

君今蹭蹬不须叹，满地兵戈行路难。

且为言笑对儿女，村沽浊酒醉青山。

另外，明朝抗倭也触犯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2.经济影响

明朝建国之初，倭寇就开始侵略沿海地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利益，开始在沿海设防，逐步形成了海防体系，到了正统之后倭患基本平息，但仍有小股倭寇侵袭。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倭寇侵犯金州，这些强盗烧毁民房，掠夺财物，掳杀人口，对辽南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明代中叶以后，国势日微，倭寇屡次侵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明世宗统治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倭寇再次乘隙而入，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日益猖獗，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东南沿海几无宁土，半壁河山受到荼毒。战争延续了十几年，到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平息了。这种不稳定的局面自然给中国沿海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坏。当时，诗人金大舆在《哀吴中》中写道：

君不见三吴自古说繁华，朱户雕梁千万家。

春到青山争拾翠，秋来绿水采荷花。

士女游人青雀舫，王孙公子七香车。

香车雀舫相追逐，岁岁骄奢欢不足。

……

自言观赏复年年，谁知海上动风烟。

五湖不见寻芳棹，三泖俄惊泛虏船。

吴岫乱麻堆白骨，横塘衰草遍戈铤。

虚征恶少催骄虏，浪说将军有控弦。

……

甲士孤城守戍楼，举头村落尽墟丘。

荆榛乱塞无平路，沙岸奔崩有急流。

……

勤王交广军，勇悍知无敌。

上将分符领重兵，招摇映日转旌旗。

龙城王气千年在，鱼海妖氛有日平。

3.军事影响

由于倭寇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明廷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促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正是倭寇侵犯，暴露了明廷数百万军队的无能与战斗力低下，同时也促使朝廷加强国防建设。如朝廷派朱纨整饬海防、张经督理海防、募兵制的发展和军队编制体制的发展、沿海划区防守和防务的加强、“戚家军”的出现等。

八、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政策和态度

1.参与、纵容袒护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弭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胡惟庸谋反，他想借助于日本的力量作为援助，于是以厚礼勾结了宁波卫指挥林贤，向朝廷上伪奏说林贤有罪，把他贬到日本居住，实际上是要林贤与日本的君臣进行勾结。不久后，胡惟庸又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林贤的职位，派使者到日本将林贤招回来。暗地里却致书信给日本国王，向日本借兵帮助自己。林贤回来时，日本国王派僧王如瑶率军人400多名，谎称是向朝廷进贡，准备进献巨大的蜡烛等，实际上在其中暗藏了火药和刀剑。日本军士到达时，由于胡惟庸的计划已经失败，这个计谋便没有实行。而皇帝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计谋。过了几年，此事才开始败露，于是皇帝下令灭了林贤的九族，对日本国特别恼怒，决意断绝与日本国的往来，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海防建设。

这个事件也是日本政府参与倭寇侵犯的典型例子之一。

日本封建主竭力支持倭寇掳掠中国，沿海不法豪绅和奸商也与倭寇勾结，导致中国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永乐七年(1409年)，源义持嗣日本王位，永乐九年(1411年)同明朝断商，并怂恿倭寇掳掠中国。明廷立即派遣使者进行交涉，日本政府非但不制止，反而阻止明使回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捉倭受功

捉倭受功，是中日双方友好合作时期的产物。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他儿子足利义持便改变了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其后，在足利义持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利，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永乐年间，永乐帝继续推动和发展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永乐初年，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永乐帝也借此向日本提出协助捉捕倭寇的要求。日本国王对此相当重视，即下令发兵剿捕，擒获其首领20人，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将他们送交明廷惩治。永乐帝十分高兴，厚赏了日本国王，并尊重日本主权，将20名海寇交还使者带回，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置。而日本使者在返到宁波后就将这20名海寇处死了。随后几年，日本方面多次来贡，并献所获海寇多名。明廷也多次封赏，并在良怀国王逝世后，于永乐六年(1408年)册封其世子源义持为日本新国王。而这个时候，海寇又多了起来，明廷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源义持接受了明廷的警告，擒获海寇，送交明廷。永乐帝再一次厚赏了日本政府。永乐八年(

1410年)四月，源义持派使者前来谢恩，不久向朝廷献上所抓获的海寇，永乐帝又嘉奖了他。

九、明朝统治者抗倭主要战略思想

1.朱元璋、：外交遏制与适时打击相结合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根据当时的国情、军情和民情，制定了对外实行睦邻自固的军事方针，争取同周边国家相安而处。首先通过外交途径，向安南(今越南北部)、高丽(今朝鲜)、日本、琉球、战城等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派遣使臣，致书言好，申明明廷的政策是相互共处，特别在军事上实行睦邻自固的方针，显示了一个大国的风范。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一年，也就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廷致书安南，表示洪武新朝要与相邻的国家和睦相处，共享太平之福。同年，明廷还派遣使臣到暹罗(今泰国)，与暹罗实行“外造睦邻之方”(张燮：《东西洋考》卷11，《卷文考?暹罗》)的外交方针，倡导其他国家效仿。其次，明廷还向邻近国家表示，绝不采用军事手段谋取物质财富。但朱元璋同时强调，如果有依恃强力挑起争端者，中国就必然兴兵征讨。朱元璋还把周围邻近的国家，从军事上区分为不往之国和必须谨备之国两种类型，并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的国名。在这15个不征之国中，其中就包括了日本国。但日本却不尊重明廷的政策，纵容倭寇侵犯中国东南沿海。

朱元璋虽然是个独权主义者，但他主张对邻近国家不轻易用兵的政策，为解决东南亚各邻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他一生严格遵守了对外不轻易用兵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对于倭寇，朱元璋基本上采取的是外交遏制与适时打击相结合。同时，朱元璋定鼎金陵(今江苏南京)，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因素上进行了综合考虑，如果就仅江南而言，金陵不仅傍靠钟山，面临长江，虎踞龙盘，地理形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可以就近指挥沿海各省驻军，有效地抗击来犯的倭寇，保障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

明代“倭患”开始于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

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侵犯中国东南沿海，朱元璋没有急于动兵向日本出兵，而是派使臣到日本。三月，明廷派遣行人杨载，携带着洪武帝的诏书前往日本，通知建明称帝的事情，并告诉日本王室，申明明廷愿意与日本和睦相处，并表示：“诏书到日，如(日本愿)臣，奉表来庭；不(愿)臣，则修兵自固，永远安境土。”(《明太祖实录》卷39)同时，杨载还就倭寇劫掠明朝沿海州县之事，向日本朝廷提出抗议和警告：如果倭寇继续为盗，就命令军队进行征讨。但日本国王良怀对明廷的善意修好和严正警告没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放纵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即便如此，明廷仍旧没有出兵征讨，这其中当然受到了元朝对日本用兵的教训，采取了克制态度，加强沿海防御，剿捕来犯倭寇。

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又派遣了莱州府同知赵秩，持洪武帝的诏书进见日本国王良怀，劝他革心归化。这次良怀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考虑再三，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赵秩，表示愿意对明朝称臣。洪武四年(

1371年)，日本国王良怀派遣他的僧祖来奉表示称臣，并向明廷朝贡了马匹及日本的土特产，而且送还了被倭寇劫掠的明、台二郡70余人。朱元璋见日本王室有友好的表示，于是客气地宴请了日本的使者，并派遣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送使者回日本。同时，赐给了日本国王良怀《大统历》、文绮、纱罗。

即使明廷与日本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倭寇的侵犯并没有完全杜绝，所以明廷在军事上对来犯的倭寇也进行相应的打击。

洪武二年(1369年)夏天，倭寇侵袭崇明岛，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官军出海剿捕，在海门(今江苏南通东南部)与倭寇进行激战。翁德乘倭寇还没有来得及布阵，就指挥水军冲击倭寇的船只，俘获倭寇数百人，斩杀近千人，并缴获倭寇的战船及船上的许多武器。翁德因此而升官，当上了指挥副使，并受到朝廷的奖赏。

洪武七年(1374年)，倭寇又侵掠明朝沿海，靖海侯吴祯率领沿海各卫的兵船抗击倭寇，追捕到了琉球大洋，缴获了倭寇多艘战船，并将俘获的倭寇送到了京师进行处置。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元朝建设海防的基础上，从辽东到浙东的沿海，增筑了59座城堡，分兵镇守，加强了对倭寇备御。

但是，也正由于朱元璋在加强海防建设，进行外交遏制与适时打击相结合的同时，实行了禁海政策，裁撤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限制了一些国家的朝贡次数和路线，从而影响了当时沿海人民的谋生之计以及同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对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消极作用。

永乐帝朱棣对抗击倭寇十分重视，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和慎重的措施，大力加强海防建设和保障海防安全。这些措施主要有扩建沿海守备部队和修筑防御设施，实行对日友好和促进日本捕倭政策，加强近海巡逻和打击来犯倭寇，组建远洋船队以显示保卫海疆的实力，以求东南沿海环境的安定。这一政策在永乐前期收到了一定效果。

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就在要出发的时候，日本来华的使臣已经到达宁波，十月到达南京，上表明廷，并称颂永乐帝的文治武功，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受到明廷的优礼相待。明朝官员虽然发现日本来使有违反明廷规定的地方，如携带了违禁的兵器，但永乐帝还是从大局着想，进行了宽大处置，不予追究，并派官员随同日本使者东渡回访。永乐帝的这一举动对恢复和发展两国的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永乐二年(1404年)，日本使者送赵居任回国，十一月到达南京，并祝贺永乐帝册封皇太子。明廷通过日本使者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捕捉出自对马和壹岐岛的海寇。但是到永乐九年(1411年)，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年二月，明廷派遣王进出使日本，并送了相当厚重的礼物，以谢日本政府剿捕海寇的举动，同时收买物货。但是这一次日本国王源义持与臣下密谋，阻止王进还朝。王进只得秘密登船，从另道回国。此后，日本多年不贡，倭寇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永乐朝廷在外交上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促使日本政府捕剿海寇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在军事上剿捕和打击来犯的倭寇。这种剿捕和打击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海上与倭寇遭遇，明军将其歼灭；二是明廷命令官兵出海剿捕；三是歼灭来犯沿海要塞的倭寇。

在海上与倭寇遭遇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军在执行其他军事任务过程中同倭寇遭遇，乘机将其歼灭；一种是明军在海上巡逻时同倭寇遭遇，乘机攻击。

出海巡捕是明军加强海上警卫、廓清海疆的常规防范措施，对来犯的倭寇具有威慑作用。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明廷命令柳升为总兵官，率舟师在沿海巡捕倭寇。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年，明廷命令都督同知蔡福充总兵官，指挥庄敬为副，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永乐十九年(

1421年)二月，明廷命令都督佥事胡原为总兵官，都督佥事梁铭和都指挥薛山为副总兵，率领原调广东都司所属的官军5000人人海巡捕倭寇。

守备沿海卫所的明军，对于来犯的倭寇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有倭寇乘船33艘到靖海卫(治今山东靖海)杨村岛泊。明军命令总兵官蔡福、副总兵庄敬同山东都司下属沿海卫所驻军相会合，一举歼灭倭寇。第二年正月，倭寇劫掠浙江沿海的松门、金乡、平阳等地，守军将其击退，并将捕获的倭寇数人送到京城。

另外，朱元璋、朱棣等皇帝的仁道之心，充分体现出了大国皇帝的风范。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倭寇入侵松门、金乡、平阳。有人捕获了数十名倭寇，将他们送到京城，许多朝廷大臣请求将他们正法。但是永乐帝却说，用刑罚威吓他们，不如以仁德感化他们，还是把他们放回去为好。于是命令刑部的员外郎吕渊等持敕令谴责他们，让他们悔过自新。同时，让他们把掳掠去的中国人送回来。

2.朱厚：重振海防，奋起抗倭

世宗朱厚在位45年，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在这45年的时间中，他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织于他的身上。他也许是最能够体会专制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正因为这些原因，明朝嘉靖年间，明廷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倭寇乘虚而入，屠掠中国沿海地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官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虽然朱厚属于昏君，但面对着大肆入侵的倭寇，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调兵遣将，在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整饬海防，进行抗倭战争。特别是在嘉靖中后期近20年的抗倭战争中，明朝以武力围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基本荡平了倭患。这个时期按战争指导的不同，可以分为4个时期：朱纨整饬海防，张经督理海防与调兵抗倭，胡宗宪的用间安抚，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的军事抗击和围剿。不过，这期间正值政治腐败时期，内阁首辅严嵩专权，出现了抗倭将领朱纨、张经直接间接被杀害的非正常情况。